昭和四十四年（1969年）二月，三十五岁的我来到东京，在庶民街两国地区的石原住下，和我同住的还有一位女性。
这女性的名字叫裕子。
她与我一样也是札幌人，以前在薄野的一家西餐俱乐部工作，是跟着我从札幌来到东京的。
不用说，我与她的关系非同寻常，但她来东京却是有着她自己的理由的。
来东京之前我在札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工作，因为对日本首例心脏移植手术持有不同意见而在医院里弄得四面楚歌，于是便萌发当专业作家的念头，一人来到东京。
另一方面，裕子在札幌时，受了一个男人的委托，帮他经营一家西餐俱乐部，后来与那男人关系搞僵了，才将心一横到东京来闯世界。
可以说，我们两人到东京来的理由虽然不同，但出发点是一致的。另外，来到东京后心底里都有着一种对大都会的陌生感，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不安与期待，这样的心理也是相同的。
来到东京，决定住在庶民街里，是因为我打临时工的医院离那里很近的缘故。
立志当专业作家，但靠写文章能否维持生活，我心里实在没有把握，于是便在一家医院找了个每周三天的临时工，并在那医院的后面找了一套房子，暂且作为安身之地。那套房子由一间寝室，一间餐室组成，我们在餐室里放入裕子搬来的沙发，寝室里放入我的写字台，再有裕子的衣橱和梳妆台，这样已经显得十分拥挤了。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去医院打工的时候，我便伏在桌子前写小说，裕子则是每天去银座的夜总会当陪酒的小姐。
在外人看来，我们便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作家与一个酒吧小姐的同居家庭。这如果编小说，一定会有不少的浪漫故事，可现实的我们却并不是那么轻松快活的。
在札幌时，我的医生工作太忙，无法安下心来写小说。只要有时间一定能写出好的小说来，我自己总是这么认为的。可到了东京，有了充裕的时间，人是坐到了写字台前，可就是写不出东西来。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自己今后立志要当专业作家，不容许自己再马马虎虎地混日子了。也许正是这种使命感无形地给自己增加了压力，使得自己的脑子十分紧张，就像肩荷着重担的路人一样，一刻也不能安下心来。
早上醒来，想着写小说，感到还早又钻进被窝，磨磨蹭蹭地消磨着时光，到晌午时起床，想着赶快写一些吧，可抑制不住看看电视，翻翻杂志，不知不觉夕阳西下，于是便去烤鸡店或者什么小酒店，喝上几杯，醉意朦胧。本来打算吃了晚饭，夜里写文章的，可在酒香的诱惑之下，又身不由己了，于是便只得自己安慰自己，明天再写吧。这样一天天地混着，光阴却是无情地流淌着，从三月底到东京，转眼春去夏来，心里十分焦急，可就是安不下心写不出一点像样的东西来。
与此相反，裕子在东京倒是踏踏实实地扎下根来了。
本来裕子就是有着一张美丽的瓜子脸的风情女子，在札幌西餐俱乐部时迎来送往也都习惯了，所以虽说去银座夜总会是初次工作，但很快地便得心应手了。
银座的夜总会，小姐都要靠自己的客人吃饭的，为了增加收入，必须想方设法地吸引自己的固定客人。有时在同一个夜总会里，去拉别的小姐的客人不好意思，于是自己便换一家夜总会，再将以前店里自己的、别人的客人都拉过来，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到夏天结束时，裕子已经换了两家夜总会了，银座的环境她也已十分地适应了，客人多了，生意自然也兴旺起来了。
收入增多了，生活当然也就阔气起来。平时她主要穿和服，有时穿西服也大多是名牌，花钱也十分大手大脚。
刚来东京时，我们总是去一些便宜的小饭店吃饭，渐渐地，我们开始涉足那些高级的寿司店和餐馆，而这费用也都是由裕子支付的。
另一方面，我还是老样子，整天为写不出像样的东西而焦躁不安。
虽说我总是自我安慰，写小说与银座的小姐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可看着裕子的成功，到底还是有点心气难平。
以前，我决定辞去医生工作，到东京专业写小说，母亲曾哭着央求我：“求你，别去干那卖笑的事情。”不仅仅是母亲，还有亲戚朋友也都劝说过我。感到在医院里待不下去了，便意气用事去东京，大家都觉得我太冲动，应该慎重地三思才是。
然而，更使我受刺激的是，在聚会上碰到以前的同事时，看到他们来东京后或多或少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可我却一事无成，整天涂不出一点像样的东西来。这样一比较，我的焦躁情绪就更加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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